地避开了官兵的岗哨，将她送进了陈家大院，并将此事作为一个秘密封存在心里。
陈秀英在陈家大院的地窖里躺了个把月，终于恢复了健康，从死亡的阴影里走了出来。但她并不感到庆幸。她是个既被国民党通缉追杀，又已被共产党枪毙了的人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过去的陈秀英已经死了。为保证她的安全，父亲与哥哥还煞费苦心地为她举行了葬礼。就在她“出葬”的那天，她得到了陶玉林率队员反水投敌，青龙山游击队全军覆灭的消息。她坐在地窖里不寒而栗，感到自己真被埋葬了一样。她一连数天缄默不语，像只鼹鼠一样躲在地窖里，即使父亲在外面叫她，她也不出来。死去了的陈秀英当然不能再露面，青龙镇乃至整个安华县都已没有她的立足之地。于是在一个多月后，她浓施粉黛，装扮成哥哥的妻子，坐上一顶轿子随哥哥去了长沙。一路没有遇上任何盘查，因为谁都知道安华县已经没有游击队和女共产党了，设卡的兵丁一见她露在轿帘外面的绣花鞋，就挥手放行。
到长沙之后她就改名于亚男，休息一段时间后，经哥哥朋友的介绍，她来到这座湘南小城的中学里当了一名教师。平静的教书生活使她的心灵和身体得到了休养和调整，但排遣不了她的孤单寂寞。她始终难以摆脱那种已经死去的感觉，好几次同事叫她于亚男，她却漠然置之，竟不知道是在叫自己，而又有好几次她独处时，听见有人叫她陈秀英，她兴奋地答应一声，四处环顾，却不见有人。于是她晓得，陈秀英藏在她内心深处，并没有死去。与此同时，她也明白了自己在渴望什么。她的孤单和寂寞，正是因为她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所造成。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寻找这种满足。她教国文，上课时，时不时从她嘴里冒出一些犯忌的话题和字眼。校长是个慈祥的老头，特地告诫她注意谴词用句，不要造成无谓的麻烦。但她注意了一两天后就又忘了。犯忌使她有种快感，也令她的学生兴奋不已，不知不觉就围簇在她身旁。
于是于亚男受到了一个叫沈冬的男教师的注意。其实，她的容貌与气质一直很引人注目，只是她并不自知。沈冬在一个晚霞绚丽的时刻接近了她，那时她正在校外小河边散步。沈冬说：“于小姐，你的思想很进步哟！”她怦然心动，因为沈冬的语言是她所熟悉并已久违了的。她抿嘴莞尔一笑，她并不知道这是她来这儿之后最美丽的一笑，更不清楚这一笑已令沈冬魂不守舍了。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，并有几次涉及时局，她毫不隐瞒自己的倾向。沈冬对她的话无一不持赞同态度，有时甚至比她更为过激。融洽的谈话使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降临时他们不得不依依作别。她离去时对他会心地一笑，凭着她的敏感，她知道遇见了自己的同志。
果然，这样的谈话有过几次后，沈冬开始向她讲苏俄，讲中华苏维埃。对于陈秀英来说，他讲的革命道理过于简单，过于初级，仿佛对中学生讲授小学课程一样有点可笑，但她如今是于亚男，必须从头开始。她认真而虔诚地听他讲叙，把她的信仰又重新温习了一遍。在他的启发下，她亦不时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，他便不时大喜过望，犹如发现了一名智力超群的学生。终于有一天水到渠成——其实是水在找渠——沈冬问她想不想加入共产党，她毫不思索地点了点头。
于是她举起拳头在党旗下宣了誓，第二次加入了共产党。她终于又找到归属，她为此激动万分。但激动之余又忐忑不安，因为她没有向党组织坦白作为陈秀英的过去，而是为于亚男编织了一个虚假的来历。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可毕竟是说谎，是一种欺骗行为，她可能要为此内疚一辈子。要减轻内疚，只有尽可能多地为党工作。她一次又一次地向支部请求多给她任务。她的老练和泼辣很快就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和赞誉，联络员牺牲之后，就将这副重担交给了她。
然而于亚男还是陈秀英的秉性，在专注于自己的信念时往往有不该有的忽视。她忽视了自己是一个年轻女子，而且是颇具姿色的年轻女子，而这一点正是当年的蔡如廉与现在的沈冬垂青她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插秧季节，学校放了几天假，沈冬带她去一个小镇，说是执行一项任务，为避人耳目，他们必须扮作夫妻。对她来说，这没有什么难的。他们顶着毛毛细雨来到小镇，在栈里订了一间房。她在房里守着，沈冬则去办事。其实，沈冬并没有办什么事，他就躲在不远的小酒馆里就着花生米喝酒，他所执行的任务不过就是想赢得她的芳心，拥有她的身体。蓝色暮霭在镇子上空氤氲时，沈冬行色匆匆地回到栈，声称任务已顺利完成，很激动的样子，半真半假地吻了一下“太太”。他带她去吃了饭，还敬了她几盅酒。她也很高兴，丝毫没有察觉他那包裹在洋溢的热情里的意图。饭后他们进房歇息，房中只有一张床，他拿条被子，要睡在地板上，让她睡床。她坦然地躺下了，也没感到窘迫和有什么不便，当过几年游击队长的她早已习惯这种处境。沈冬闩上门，在地板上辗转反侧，很久没有入眠。她以为他在思考工作，没有在意，后来听见他一声长叹，便问：“老沈，有什么为难事吗？”
沈冬就坐起来说：“是呵，这件事太为难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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